我家2个儿子，一个去了上海，一个去了深圳，全是给岳母家养的

两个儿子

＂老刘，你两个儿子都出息了，可都是给别人家养的，你不憋屈吗？＂村口老槐树下，老李捻着烟袋锅子，话语直戳我心窝。

我没立即，只是慢悠悠地掏出口袋里的红塔山，抽出一根，在裤腿上磕了磕。

＂有啥憋屈的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＂我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。

我叫刘长河，今年六十有八，是河北滹沱河畔一个小村的老住户。

老伴王淑兰去年走了，肺炎，没挺过来，走得突然，留下我一人在这三间砖瓦房里独居。

说起我的两个儿子——刘建国和刘建民，确实都是有出息的。

大儿子在上海一家外企当工程师，小儿子在深圳做电子生意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可老李话说得没错，他们俩现在的确是给岳母家养的。

大儿子的岳母林大姐在上海有两套房子，建国结婚后就住进了其中一套；小儿子的岳母陈阿姨更是深圳电子厂的老板娘，建民直接成了半个＂半子＂。

村里人背后议论纷纷：＂刘长河的儿子都成了倒插门女婿＂，这话传到我耳朵里，我总是装作没听见。

八十年代初，我在县砖厂当工人，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。

老伴在村小学教书，每月三十八块。

那会儿正是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不宽裕。

我和老伴省吃俭用，就为了让两个儿子能多读点书，盼着他们将来有出息，不像我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
记得建国上初中那年，自行车还是稀罕物。

我攒了半年工资，从县供销社买了辆二八大杠，就为了能送他去县里读书。

那年秋天，天下起了大雨，我骑着车，驮着他和一袋红薯，趟过泥泞的田间小路，把他送到县一中。

他住校时铺的被褥，还是老伴一针一线缝的，被面是从供销社买的蓝白条布料。

夜里，老伴常在煤油灯下纳鞋底，给孩子做一双新布鞋。

建民小他四岁，更是我俩的心头肉，从小就聪明伶俐，记性好。

村里有个退休的老教师教他下象棋，没几天他就能和老教师杀个平手；后来又跟着邮递员学会了修收音机，整个村里的收音机坏了都找他修。

那些年，砖厂活重，我起早贪黑，两只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夹住一根火柴。

回家时孩子们常常已经睡了，我就站在炕边，借着月光看他们的睡颜，心里满是幸福和期盼。

老伴一人撑起整个家，又要教书，又要照顾孩子，操持家务。

有一年夏天，她发了高烧还坚持去学校，回来后就晕倒在门口，幸亏邻居张大婶发现得早。

如今想来，那时忙于生计，对孩子们的管教确实少了些。

建国性子倔，从小就爱跟我顶嘴，十三岁那年我让他去田里帮忙，他直接说：＂我要读书，不想像你一样当农民＂。

当时我气得举起了巴掌，却在半空中停住了，转身就走，一夜没回家。

建民心软，看见路边的小动物受伤都要救回家养着，却也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。

初中时他数学成绩不好，被老师批评，硬是一个暑假没出门，钻研课本，下学期直接考了全班第一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，机会也随之而来。

八十年代末，电视机进了村，大家挤在村委会看《新闻联播》，看到深圳特区的高楼大厦，孩子们眼睛都亮了。

九十年代初，建国考上了上海的大学，那天全村人都来我家道贺，放鞭炮，吃花生糖，连我爹都激动得老泪纵横。

＂咱刘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啊！＂爹抚摸着建国的头，苍老的脸上皱纹舒展开来。

建国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一家合资企业，认识了上海姑娘林巧云，她爹是局长，妈妈在医院当护士长。

婚礼在上海办的，我和老伴第一次坐火车，紧张得三天没睡好觉。

到了上海，面对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我们像乡下老鼠进了城，手足无措。

林家人倒是客气，就是说话听不太懂，我和老伴只会笑，笑得脸都僵了。

婚礼上，我穿着建国给买的西装，笔挺的裤脚，硬邦邦的领子，浑身不自在。

老伴穿了件藏蓝色的确良上衣，显得格外拘谨，只敢小口吃饭，生怕失了礼数。

建民也争气，高中毕业后，跟着村里去深圳打工的一批人，去了深圳的电子厂。

那会儿，＂出去闯一闯＂成了年轻人的口头禅。

建民走时，我塞给他一百块钱和老伴做的两双布鞋，叮嘱他：＂外面世界复杂，记住自己是谁家的孩子。＂

没想到这孩子有股闯劲，从流水线工人干起，两年后成了小组长，三年后成了车间主任。

后来认识了老板的女儿陈美玲，姑娘大学毕业，在香港读过书，却看上了我们农村出身的建民。

我问建民：＂人家那么好的条件，咋看上你了？＂

建民憨笑道：＂爸，她说我实在，像块金子，在哪儿都发光。＂

两个儿媳都是城里人，家境殷实，起初看我们农村出身的儿子自然眼高一些。

巧云第一次来我们村，看到院子里的旱厕，皱着眉头半天没说话；美玲到我家，看到土炕和煤炉子，也是一脸不适应。

我和老伴知道，城里姑娘金贵，也不强求她们适应农村生活。

建国和巧云结婚后，就在上海安家了。

林家给他们买了房子，我们去看过一次，楼上楼下，还有暖气，比我们村里最气派的干部家都好。

建国在单位干得不错，没几年就当了小领导，头发倒是白了不少。

每次视频电话，我都看到他眼下的黑眼圈，心疼得很：＂儿啊，别太拼命，身体要紧。＂

他总是笑着说：＂爸，现在不拼，以后没机会了。＂

巧云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，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还会精打细算，帮着建国存了不少钱。

林家二老对建国不错，但话里话外总有股优越感：＂咱们是城里人，讲究的就是素质和见识。＂

建民和美玲的婚事，比建国那边还顺利。

陈家独生女，家里宠得不行，认准了建民，陈老板也拗不过女儿，最后点头同意了。

婚后，建民就成了陈家电子厂的准接班人，工作更忙了，常常半夜还在处理厂里的事。

美玲性格活泼，爱打扮，最开始对我们有些距离，后来倒是慢慢熟络起来，偶尔还会用微信教老伴怎么用手机买东西。

两个儿子成家后，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起初一年能回来两三次，后来变成了一年一次，再后来只在春节才能见上一面。

我和老伴也理解，城里工作忙，来回奔波不容易。

况且两家岳母都是要面子的人，过年过节也要两个儿子回去陪着。

去年春节，难得一家团聚。

我杀了只老母鸡，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；老伴蒸了一锅白面馒头，用红糖拌的豆沙做馅，甜丝丝的。

饭桌上，两个儿媳妇聊起各自的家常。

巧云说：＂上海这两年房价涨得厉害，我妈说再不买第二套，以后孩子上学都没着落。＂

美玲接话：＂深圳更夸张，我朋友去年买的房子，今年翻了一倍多。＂

聊着聊着，话题转到了我和老伴身上。

巧云说：＂爸，我妈说了，等您想城里了，上海的门随时为您敞开。妈在医院工作，您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也好照应。＂

美玲则道：＂深圳气候好，爸您该到我们那儿住。我爸刚退休，正愁没人陪他下棋呢。＂

我只是笑笑，夹了块红烧肉放进嘴里，咀嚼着难得的天伦之乐。

老伴在桌下悄悄捏了捏我的手，我知道她心里和我想的一样：孩子们都有出息了，我们也该知足了。

春节过后第三天，建国一家先走了，说单位有紧急会议；建民也跟着收拾行李，说厂里开工早，得赶回去。

送他们上车那天，天下着小雪，老伴把准备好的咸鸭蛋、腌萝卜和自家晒的红薯干分别装进两个大塑料袋。

＂路上饿了吃点，别光顾着赶路。＂老伴絮絮叨叨，眼里含着泪。

大巴车启动时，老伴还在喊：＂多穿点衣服，注意身体！＂

望着远去的大巴车，老伴靠在我肩上，轻声说：＂长河，咱们老了。＂

我拍拍她的肩膀：＂老就老吧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＂

谁知这一别，竟成了永别。

三月的一天，老伴突然高烧不退，我骑着三轮车载她去镇医院，大夫说是肺炎，建议转县医院。

我连夜打电话给建国和建民，他们都说立刻动身回来。

但老伴等不及了，第二天凌晨就走了，临走前还惦记着厨房里泡着的豆子：＂明天别忘了煮豆浆...＂

料理完老伴的后事，两个儿子又匆匆赶回了各自的城市，留下我一人在老屋。

村里人都劝我：＂老刘，你也去城里享享福吧，何必守着这三间破房子？＂

我没说什么，只是摇摇头。

这老屋里有我和老伴四十年的回忆，有孩子们的笑声，有我们全家的欢喜与忧愁。

老伴走后，我也病了一场。

去县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肺部有阴影，可能是职业病，也可能是其他问题，建议去大医院看看。

我没告诉孩子们，不想拖累他们。

他们各自有家庭，有责任，远在他乡，为生活奔波已经够辛苦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翻出老伴的照片，黑白的，是我们年轻时照的结婚照，她穿着借来的花布旗袍，羞涩地站在我身边。

我对着照片说：＂淑兰啊，孩子们都有出息了，可惜都飞远了，就像咱院子里那对喜鹊，筑了巢又飞走了。＂

东边的天刚泛白，我就起来劈柴烧水。

院子里的老槐树抽出新芽，几只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，像是在说着家常。

邮递员小王骑着摩托车来了，＂刘叔，您的包裹，签收一下。＂

两个包裹，一个来自上海，一个来自深圳。

拆开上海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是一套保暖内衣和几瓶看起来很名贵的补品，还有建国的信。

信中说他们公司年底要上市，他可能要升职，但压力也大；巧云怀了二胎，林妈妈特别高兴；最后问我身体怎么样，要我照顾好自己。

深圳的包裹里是几盒枸杞和人参，还有一台小巧的血压计，美玲在信里详细写了使用方法。

建民信中说厂里准备扩建，他最近东奔西跑；美玲在自学英语，准备带孩子出国旅游；也问我身体状况，叮嘱我按时吃药。

读着读着，眼前模糊了。

我明白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心里都惦记着这个老父亲。

天气转暖后，我开始在院子里种菜，种了老伴生前最爱吃的小白菜和青椒。

每天早上去村口的小卖部买份报纸，和村里的老头们聊聊天，晚上看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，日子倒也清闲。

邻居张大婶时常来看我，带来自家做的小点心，有时帮我洗洗衣服，我也回赠她一些自家种的蔬菜。

村里人背后议论：＂老刘和张寡妇是不是好上了？＂

我只当没听见，心里暗笑：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整这些没用的。

可咳嗽越来越厉害，有时半夜咳醒，胸口像压了块石头，喘不上气来。

我不敢声张，怕孩子们担心。

五一节前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一个人去了县医院。

医生看了片子，脸色严肃：＂老同志，这情况不太好，建议马上去省城的大医院。＂

回到家，我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，看着落日的余晖洒在老槐树上，突然想通了。

这辈子，苦也苦过了，甜也尝过了，若真是到了该走的时候，也没什么好遗憾的。

孩子们有出息，老伴九泉之下也能安心。

我拨通了建国的电话：＂儿啊，爸想和你说点事...＂

我没想到，建国和建民竟一前一后赶了回来。

建国从单位请了长假，带着上海的专家会诊报告；建民推掉了所有商务行程，直接订了最早的航班。

他们轮流在老屋照顾我，建国负责和医生沟通治疗方案，建民则张罗着把老屋重新修缮。

＂爸，咱家得换电热水器了，烧柴火太不方便。＂建民一边测量墙面尺寸一边说。

建国在一旁补充：＂厕所也得翻新，现在农村都推广卫生厕所了。＂

两个儿媳也来了，都没嫌弃农村的条件。

巧云带来了上海的中药，每天按时给我煎药；美玲则包揽了做饭洗衣的活儿，学着老伴的手艺，蒸出了香甜的豆沙包。

乡亲们都羡慕：＂老刘家的儿子媳妇真孝顺，城里人能这样已经很难得了。＂

晚饭后，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，孙子孙女在树下追逐嬉戏，建国和建民谈起工作，脸上满是疲惫又自豪的表情。

我这才知道，建国的公司上市前压力有多大，他连续加班三个月，差点累出胃病；建民的电子厂遇到资金周转困难，他东挪西借，好不容易才渡过难关。

＂爸，其实我们挺愧疚的，＂建国递给我一杯热茶，＂这些年回来得少，也没好好照顾您和妈。＂

建民接着说：＂爸，我们在城里忙着赚钱买房，顾着孩子上学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人。＂

我摆摆手：＂你们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责任，爸理解。＂

看着他们愧疚的表情，我突然笑了：＂你们知道村里人怎么说你们吗？说你们是给岳母家养的。＂

两个儿子一愣，随即都笑了。

建国说：＂爸，我是您和妈养大的，这辈子都忘不了您们的恩情。＂

建民眼圈红了：＂小时候您背我去看电影，趟过齐腰深的河水，我一直记得。＂

那天黄昏，我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看着新栽的果树，听着儿子们商量着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改造老宅。

我忽然明白，不管他们身在何处，是谁家的女婿，血脉相连的情谊是割不断的。

建国说要申请工作调动，回到省城工作，周末可以回来看我；建民也计划在县里开个电子厂分厂，能经常回来住几天。

他们的规划让我心里暖暖的，像喝了一口老伴最爱泡的茉莉花茶。

几天后，我的病情好转了不少，县医院的大夫说，只要按时服药，定期复查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

儿子们轮流照顾了我一个月，眼看各自单位的事情也耽误不得，我坚持让他们回去。

临走前，建国和建民商量着在村里请了邻居王大娘照顾我的日常起居，每月给她两百块钱。

王大娘是个热心肠，自从她男人去世后，一直独居，有个活儿干反而让她高兴。

现在每天早上，王大娘都来给我做饭，中午我们一起吃，下午她回去休息，晚上再来做晚饭。

孩子们走后，老屋依然热闹。

建国和建民轮流打电话，问我吃药情况和身体状况；两个儿媳也常发微信，教我用智能手机看新闻、听戏曲。

建国安排在县医院定期复查，建民则从深圳寄来各种保健品和新衣服。

这个秋天，村里开始了新农村建设，我家老屋也在改造范围内。

建国和建民远程遥控，请了专业的施工队，把三间破旧的砖瓦房翻新成了小二楼。

装了暖气，铺了地砖，安了热水器，连厕所都变成了城里那种冲水马桶。

老槐树保留了下来，院子里还新种了几棵果树，明年就能结果。

隔壁的张大婶看了直羡慕：＂老刘，你这日子过得比城里人还讲究。＂

我笑着说：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这是沾了儿子的光。＂

十一长假，孩子们又回来了，这次一住就是七天。

他们带着各自的孩子，让他们体验农村生活，认识老家的根。

看着孙子孙女在院子里追逐嬉戏，听着他们稚嫩的乡音，我心里满是欣慰。

建国的儿子小军指着院子里的老槐树问：＂爷爷，这树多大年纪了？＂

我摸着粗糙的树皮，笑道：＂比爷爷还大呢，它见证了咱们刘家几代人的故事。＂

建民的女儿丫丫抱着我的腿，奶声奶气地说：＂爷爷，我下次还来，和你一起种菜。＂

晚上，全家人围坐在新装修的客厅里，电视里播放着春晚重播。

建国和建民坐在我身边，一边吃着瓜子一边说起各自的工作和生活。

我突然觉得，老了也挺好，能看到儿孙绕膝，心里踏实。

临走那天，建国拉着我的手说：＂爸，我和建民商量好了，以后每个月都会轮流回来看您，不会让您一个人孤单。＂

建民接着说：＂爸，您说我们是给岳母家养的，其实不对，我们永远是您和妈的儿子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＂

我点点头，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里默默地对老伴说：＂淑兰啊，你看到了吗？咱们的儿子，都是好样的。＂

夕阳西下，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我坐在院子里，闭上眼睛，感受着秋日的暖阳和微风。

这老屋见证了我们的苦难与希望，如今，它将焕发新的生机，迎接三代人共同的未来。

不管岁月如何变迁，亲情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。